王凯军丨环保回忆录：我和Lettinga

王凯军老师年少成名，在科研上卓有成就。特别是，他和中国第一代环保工作者一起工作，经历了中国环保重大事件的全过程。

在弟子们的一再要求下，他开始陆续回顾从业以来的经历和经验，在此基础上，口述了《环保回忆录》。913工作室和绿茵陈公众号等行业同仁一起，有幸记录并整理相关内容。

本次选取的片段是他回忆自己的博士导师Lettinga教授。也是王凯军老师为lettinga教授自传再版所做序言的主体部分。

作为国际厌氧生物技术领域的知名学者，Lettinga教授曾在2007年获得了素有“环境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泰勒环境奖”，并于2009年6月获得了第二届新加坡李光耀水奖。可以说，Lettinga教授是开创了厌氧一个时代的人物。

2013年，Lettinga教授在他77高龄完成了自传《通往可持续环境保护之路》，对其穷毕生经历从事的致力于发展可持续环境保护工作进行梳理和总结。2015年，王凯军老师组织翻译，并将之命名为《通往可持续环境保护之路——UASB之父Gatze Lettinga的厌氧故事》，向大师致敬，更向传道授业的师生情谊致谢。2021年，应广大读者要求，本书再版。本文写在再版前夕。

2015年，JIEI研究院在北京办公室邀请lettinga教授进行交流座谈，并为中国读者签字赠书，lettinga在国内拥有崇高声誉和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中国近年来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环保产业市场的最好体现，也是王凯军老师等第三代厌氧人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贡献成果。这种传承与发扬，将会在中国书写更多精彩的故事。

本书再版让我想起了2015年11月，我邀请Lettinga教授的中国之行。选在这次行程前夕发行本书，是我为他精心准备的礼物。那也是迄今为止Lettinga教授最后一次来中国。那时，他已近80岁高龄，此前多次跟我表达过已在尽力减少出远门和学术活动。所以，我想邀请他再来一次中国，一是报答师恩，二是再续一次中国之缘，深入了解一下现在的中国。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夫人Dora。他甚至说这很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来中国。因此，我非常珍惜这次旅行，并为此做了精心安排。

时光飞逝，六年过去了，本书已在市场上售罄，一书难求。当年的主笔翻译宫徽博士一次前去拜访某环保公司领导，发现他桌子上居然放着一本该书的盗版。一问才知，市面上已买不到正版。今年4月，我带队中国沼气学会秘书处前往江苏某集团公司考察，得知他们想将本书作为厌氧技术人员人手一册的工具书，却苦于买不到书。这让我有了让本书再版的想法。

出版6年来，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对于中国沼气行业乃至整个厌氧领域来说，似乎处于停滞和焦灼状态，并无太多突破性进展。今年开始，2030碳达峰和2060碳中和，对于中国沼气技术领域尤为重要。我曾在一次论坛上说，2020年是有机废弃物厌氧处理技术发展新元年，中国沼气要有所作为。这次再版此书，也算是对厌氧界同仁们的一种鼓舞。

近两年来，受疫情影响，面对面的国际交流变得非常困难。Lettinga教授今年也已85岁高龄，再来中国已经很难。我近期前去荷兰探望短期内亦不能实现。这使得上次旅行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所以，这次再版我邀请当时参与安排和接待Lettinga教授的几位好友一起回忆当时的场景和感悟。

组织翻译本书，是他中国之行的第一份礼物。本书是Lettinga教授于2013年在他77高龄完成的自传，也是对其穷毕生经历从事的致力于发展可持续环境保护工作的梳理和总结。为了赶在他来中国时出版，2015年春节过后我便组织人开启翻译工作，并将之命名为《通往可持续环境保护之路——UASB之父Gatze Lettinga的厌氧故事》。2015年11月，赶在Lettinga教授来中国前夕，本书经由化工出版社出版。我希望借此向大师致敬，也向传道授业的师生情谊致谢。

第一站：清华自传签赠告别会

厌氧之父：他在中国备受推崇

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举行了本书的发布会和签赠仪式。这是我们准备的大礼中的一件。会上，Lettinga教授发表了演讲，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指出过去污水处理大力发展基于水冲厕所稀释污水，建立庞大的城市管网系统和大型污水处理厂的方向性失误，提出以厌氧处理技术为核心，以能源利用和资源回收为目标的新的技术路线。他说，固守旧有观念给推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带来重大挑战，厌氧系统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上拥有巨大潜力，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

图 2015年11月Lettinga教授参加清华签赠活动并发表主题演讲

我在发布会上介绍了新书成稿的背后故事。正如Lettinga教授在序言中所提及的，本书几易其稿，有时甚至处于停顿状态。刚开始，他想把此书作为论文集，一个博士生一项技术的写。2013年春节前夕，我同济南十方公司总经理甘海南夫妇到Lettinga教授家里拜访，谈到此书，他问我有什么好的建议。我说，这种写法意义不大，因为技术内容在博士论文库和期刊上都有，还是要写技术开发背后的故事，尤其是技术在应用中如何克服阻碍和困难。这些才是读者想看到的东西。他当即表示这个建议让他豁然开朗，他会据此修改。我很欣慰看到本书终稿增加了很多这部分的内容。

发布会现场座无虚席，很多人站在后面只为了一睹Lettinga教授的风采。

会后，清华学子们(包括老师们)手里拿着书排着长队等着找Lettinga教授要签名。三十多年来，Lettinga教授每次来中国，都会被学生和学者如此追捧。在清华，学生虽然换了好几代，但是学生们的热情一点不减。这一切也被Dora看在眼里，她凑近悄悄告诉我，原来你以前的话并非玩笑，没想到Gatze在中国竟然如此受欢迎。

大约30年前，我跟他的夫人Dora开玩笑说，Lettinga教授在中国与巴斯腾、古力特、里杰卡尔德一样有众多的崇拜者(注：巴斯腾、古力特、里杰卡尔德为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三位荷兰球星，并称“荷兰三剑客”)。Dora听完哈哈大笑，表示不相信。

之后我们又在腾达大厦(宜兴环保产业研究院所在地，McCarty等都曾来过此处，已成为国际大师必访之地)组织了Lettinga教授与读者的面对面活动。本次活动也是我们为厌氧产业界同仁精心安排。事前，我们组织了一场本书读后感的征集活动，并将信笺悉数交给Lettinga教授。接过这些饱含深情的信件，Lettinga一边仔细阅读一边感叹不已。这些信件来自于全国各地从事厌氧或者相关领域的读者，这其中，既有厌氧界的老兵，也不乏在校学子。如今，扎根产业界，他们都是碳中和的生力军。

作为Lettinga的老朋友，钱易院士专程赶来现场，对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并在致辞中回顾了过去近三十年间Lettinga教授与中国环境界的长期交流，以及Lettinga本人与环境学院的友谊。

在访学荷兰期间，钱易院士与Lettinga初识。1985年广州厌氧消化会议之后，Lettinga受邀参观了清华大学，发现钱易教授团队已经在从事UASB系统的研发，他们中甚至已经有人在研究颗粒污泥了，这令Lettinga教授十分惊喜，想与钱易老师面谈。然而，当时她并不在北京。从清华回来，Lettinga回到宾馆准备休息，却无意中从电视上看到了钱易。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大陆去台湾探亲的第一人，她当时正在接受采访。关于这段通过电视重逢的趣事，Lettinga在其自传以及给我的来信中都有提及。冥冥之中的缘分，充满了戏剧性。

无心插柳：他与UASB的戏剧邂逅

而在他的人生中，同样充满了戏剧性。在其书中和后期演讲中，Lettinga教授多次提到他的人生充满“偶然性”，这种偶然经由媒体牵线搭桥，变得更加妙不可言。在这里，不得不提起他与厌氧的邂逅。

20世纪70年代，欧盟开始对于放射性源进行严格管制。当时，作为一名聚焦物化处理放射性废水处理的工程师，Lettinga失去了用武之地。1970年，他刚从代尔夫特转战瓦赫宁根大学，不知哪位同事将一本JWPCF(注：Journal of the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Federation，美国水环境协会(WEF)旗下的学术期刊，现名称为Water Environment Research)杂志放到了他的桌上，这里面刊登着Perry McCarty的一篇论文，讲述了采用厌氧过滤(AF)试验的结果。Lettinga当时对水处理领域的生物技术几乎一无所知，读了此文却深感“理论是如此的清晰，令人信服和吸引人”，几乎每一个字都说到了他的心坎而上。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次“只是因为人群中多看的一眼”，激发了他对厌氧领域研究的渴望，日后甚至成为其毕生的追求。也是因此，半个世纪后，Lettinga在其自传中谦逊地将McCarty称为厌氧的先驱。

后来，为了扩大UASB技术在农产品加工废水领域应用，Lettinga接受了荷兰电视台的采访。当时，UASB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甜菜糖废水处理。他期望借助媒体，引起马铃薯行业合作社CEO对UASB技术的关注。这时，荷兰一个年轻人打开了电视。电视那头，Lettinga正在介绍UASB技术。他被这迷人的技术吸引，马上联系了Lettinga。谁会想到几十年后，他创立的企业会在厌氧技术的发展史上书写了一段传奇。这个年轻人名叫Jos H.J.Paques，他创立的企业与他同名，就是大名鼎鼎的帕克公司。

谁会想到，UASB技术从一本杂志的不经意的流浪开始，翻开了历史的崭新一页，又经由一次电视节目的踵事增华，在厌氧发展史上留下了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二站：曲阜时空穿越之行

有教无类：厌氧大师与孔子的不谋而合

签赠活动后，我和学生一同陪同Lettinga和夫人来到了曲阜。孔子，是Lettinga教授一直非常欣赏和推崇的思想家。而此次安排在这里，让厌氧大师与大思想家谋面，是我有意为之，也想在此圣地向我的老师致敬。

在Lettinga教授的学生中，80%都来自第三世界，有非洲的，中国的，越南的，巴西的，等等。他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甚至对于来自落后国家的更加照顾。每年他都会在家里专门组织Party，邀请学生们参加。我记得那时每年都会有一两次会被他带回家里一起过周末，顺带讨论我的论文。这种做法在中国可能容易理解，但是在国外，尤其是在荷兰，被邀请去家里是非常罕见的，邀请学生进家里更是凤毛麟角。而在当时，受到他如此的待遇的外国学生不止我一个。以前，从论文中看他的每一个学生都是如此优秀。当时以为这些大都是荷兰本国学生，后来才知道他们居然大部分都是外国学生。这确实让我很吃惊。教育大家孔子一直倡导的教育思想是“有教无类”，Lettinga教授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也恰是这一思想的伟大践行者。令人欣慰的是，如今他的这些学生们大都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且大都从事科研领域，做的也都非常出色。在我后来的教学工作中，也深受Lettinga这一教育理念的影响。

图左：Lettinga教授学习中国书法

图右：我与学生们及贺延龄、张健、甘海南等陪同Lettinga教授曲阜之行

泰山论剑：他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

从曲阜一路行来，终于来到泰山脚下。

我们在这里举行了一个小型研讨会。我特意带上了我的几位博士生同行，有金正宇、宫徽、徐恒、吴远远、孟尧等，他们的课题都与厌氧相关。我来自尼日利亚的留学生Giwa博士也参与了此行。看到Giwa，Lettinga教授和我很有默契的对视了一下，一切尽在不言中。除了我的学生，我还邀请了几位好友同行。有陕西来的贺延龄，北京来的张健，济南来的甘海南，他们都与Lettinga教授有密切关系。大家在泰山脚下围绕厌氧谈笑风生，颇有群贤汇集、泰山论剑的感觉。事后在他给我的信中这样感慨：我只想说，我们在中国的经历如此不同。遇到了这么多有趣的中国科学家、锐意进取的企业家，和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杰出中国学生。是的，就是在中国，年轻人都在努力为伟大祖国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学生们很兴奋，围绕各自的研究课题，争相与Lettinga教授进行汇报和讨论。这其中，有碳源膜浓缩技术、厌氧发酵瘤胃仿生工艺、原位沼气提纯、基于厌氧产酸发酵的新型厌氧处理工艺研究等。Lettinga教授仔细聆听每一位学生的研究进展，不停点头称赞。显然，他被这群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年轻人的想法所吸引，他们不断迸发的灵感火花、创新思维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更令他惊叹不已。而我，也为此欣慰不已。我的老师和我的学生，他们分别是我厌氧事业的来处和归途。对于老师，有什么比学生将他的智慧传承和发扬光大更好的回报方式呢?对于学生，相信未来这些“后浪们”会比我们做的更好。

一到曲阜，Lettinga就将本书送给张健，并当众幽默地问他：“请核对一下中文版，看看凯军翻译的对否?”张健不敢怠慢，当夜就将本书通读了一遍。读后表示，“偶与原文对照，中文版的翻译信达齐全，了不起，我能说出很多很难翻译的细节，中文表述的惟妙惟肖!”这也是对我们翻译团队的肯定。甘海南则精心准备了一本《十方厌氧生物处理技术应用》画册送给Lettinga，并在扉页专门印着几个大字：“致敬Gatze Lettinga教授”。里面是十方公司建成的大约四百多座厌氧反应器，以及Lettinga教授在厌氧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教授欣然将我们翻译的这本书送给了甘海南，并在上面签了名字。

虽此前与Lettinga教授并不相识，张健此行却与先生和夫人一见如故。据他回忆，先生与他柏林的导师Wiesmann同岁，都是欧洲二战后成长起来的1968文化运动反思的主力，反殖民反越战、男女平等、社会公平等等。早在德国读书时，他就对Lettinga教授有所耳闻，说Lettinga是改变其职业生涯和人生轨迹的重要影响者。Lettinga教授创造性地在污水处理技术上做了很多世界级的贡献，但是作为社会公知，不申报专利，他清楚认识到原理、公理和法则的解读是他作为社会公知的义务，绝不能被某个公司垄断。而公司的知识产权则应该在技术技巧范畴内得到保护。这些风范和理念，细细琢磨，对当下业内从业者也是启迪。

先生谦逊、是没有大师风范的大师。甘海南感慨：“真正的大师，都是平和而淡泊的。”和Lettinga那一代人一样，我们这一代人也容易找到共识。拿我和张健来说，虽然出国前我们并无交集，后来见面也不多，却神交已久。借用主席评价鲁迅的话说，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张健自称是时代的幸运儿，文革之后能上大学，接着读了研究生，并被单位选派留学。也和那些77、78届学生一样，毕业以后便进入工业界挑起大梁、成绩斐然。二十年前，他回国做真空厕所源分离，我们第一次相遇。我说，这本应是国家来做的事，你作为一个散落于民间的商人，做这个太辛苦了。没想到这句话被他记住，之后的许多年中每当遇到辛苦，都会想起，甚至为没有理解我的良苦用心而懊悔。

其实，我是佩服张健的。在我看来，他可谓是中国独立挑战源分离的“唐吉歌德式”的勇士。在Lettinga职业生涯的晚年，由于受到政策、技术多方阻力，直接应用厌氧技术到城市污水这一终极目标难以实现。他便将大部分精力放到了分散社区污水处理领域。通过黑水厌氧处理、出水与灰水混合处理，采用鸟粪石结晶回收磷和部分氮，最终出水达标处理。然而，市政工程领域的官员不作为、咨询公司的观念陈腐与背后庞大的利益驱动，仍是最大的阻力。十分惭愧的是，我在与瑞典合作堆肥式源分离系统(Ecosan)时，认识到这个工作需要整个体制支撑，实在太困难，便放弃了源分离，转为采用比利时根特大学Willy教授倡导的上游分离理念。虽然与Lettinga是老朋友，Willy教授与Lettinga的理念却大为不同。因此，我特别邀请这位独立挑战源分离的勇士同行，让先生知道我们也有人“奋不顾身”坚决反对大集中式下水道的污水管理。

正如一千个观众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读Lettinga书，收获也不同。比如书中关于农民、农村和农业的观点，张健对此也深感共鸣，说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特别是我们这代中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大问题。Lettinga出生于农村。不像北美、澳洲的殖民农业，欧洲也是个“人多地少”的大陆，多为原住民农业。Lettinga就在书中记载了他入大学后第一次跟教授的争议，就是关于农村和农民是否要消亡的话题。“教授说农民要消亡，‘尽管我不同意教授的观点，但是，他说的，真的发生了’。”张健回忆，文革期间，他曾随父母下乡，在农村度过短暂的时光。农民的淳朴与辛劳，都让他历历在目。让他们从地球上消亡，从情感上就令人无法接受。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别的物种终生为抛食而劳作的时候，我们人类就要追求用百分之一的劳动获得健康的粮食安全吗?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都不能忘记“根源”，失去“根基”。这是Lettinga教授书中的核心观点。他本人更是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源”，身体力行的保护着荷兰农业、农村的“根基”。一次，我和陈健到他家里做客，聊天时谈到了农业和农民话题。陈健在谈到农民时用了稍有轻蔑含义的词，Lettinga听了非常严肃的大声说道：“I am a farmer”。这令我非常吃惊。他对农业和农民感情至深，甚至不惜为捍卫农民的利益而挑战权威。退休后，Lettinga曾联合Wageningen大学和兄弟院校的几个退休教授，一起反对和谴责现在的Wageningen大学，认为他们花了太多时间和精力推动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机械化，这对农民并无真正益处，也是不可持续的。最后，此事演变成与Wageningen董事会主席之间的冲突。董事会主席为此特别发表声明，说他们是退休教授，不能代表学校观点，剥夺了他们以官方教授名义反对不合理做法的权利。不可思议的是，这件事居然发生在2011年的欧洲。

荷兰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张健怀着敬仰之情说。一个半世纪前，在欧洲大陆普及混排下水道的热浪中，也有一个独立大潮的“唐吉歌德式”勇士。一个叫Lienure的工程师，发明了负压单独收集粪尿和工业废水的技术，他是人类污水源分离的最早提倡者。张健与Lettinga先生提到此事，并说在阿姆斯特丹博物馆中，就有Lienure的这一发明。Lettinga听了很高兴，身在阿姆斯特丹他居然不知道此事，他说回去一定要去看。几年以后，在Lettinga的学生和合作者的PPT中，我就看到了Lienure的照片。让荷兰科学家为他毕生从事的事业寻找到了“根”，这不能不说是张健的功劳。几天下来，张健系统介绍了他在中国推行真空马桶的故事和志向，整个过程与先生和夫人相谈甚欢，也消费了不少威士忌。

第三站：在北京周口店回到了起点

隔空对话：周口店“偶遇”心中偶像德日进

左图：法国神学家、哲学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1881-1955)

右图：莱廷格教授及其夫人Dora走访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

在Lettinga教授的此次行程中，我特意安排学生带他去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也是在这里，Lettinga教授居然发现了他最敬佩的一位哲学家、人类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足迹。

说是偶然，其实也是我有意为之。

翻译本书时，我发现Lettinga教授在最后一章浓墨重彩的描述德日进的理论，并多次表达德日进对其可持续发展观念形成的影响极为重要。Lettinga教授说，他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开始读德日进的著作《人的现象》 (“The phenomenon of Man”)，并将之视为圣经。而真正读完此书，他用了很多年。为此，他还特意买了两本此书，一本放在书架珍藏，另一本则由于反复阅读，书都快翻烂了，可见对于本书的喜欢。

在此之前，我几乎对德日进一无所知。翻译时，我和宫博士特意买来德日进的人类三部曲著作认真研读。这其中，就包括这本《人的现象》。虽然在国内德日进或许并不为人熟知，但在西方他与马克思、弗洛伊德一起，并称为上个世纪最重要的三大思想家。一个周末，我带家人去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参观，无意中发现上世纪20年代德日进居然在这里参与过“北京猿人“的发掘。也是经过他研究鉴定，才确认了“北京猿人”头盖骨为猿人颅骨，从而确认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猿人阶段的存在。因此，我特意为Lettinga教授此行安排了周口店之行，希望给他一个惊喜。

他最欣赏的一个思想家，和中国还有这样的联系，这让他十分欣喜。而他们，又都对中国有着如此深厚的情谊。此刻，站在德日进的画像前，Lettinga教授会想些什么?是近百年前的景象?还是考古现场德日进如何在这里白天观察化石，讨论人类的起源;晚上月光静谧，思考着人类的未来?德日进一生中，有23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在中国大地长期进行研究工作、并写下那些闪耀的思想和书籍。而Lettinga教授，和中国有着如此的缘分并为中国厌氧事业做出了如此多的贡献。通过中国这个纽带，在这里，他和德日进隔空对话、惺惺相惜。

见微知著：一切科学问题都可以在哲学中找到答案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外许多大科学家对于哲学有着特殊的偏好。虽然专业背景各异，对于哲学却都有深刻的理解。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小酒吧的故事我想很多人并不陌生，据说他的很多科学问题和伟大发现都是在小酒吧里思考并找到的答案。爱因斯坦本人也曾说，“与其说我是一个物理学家，不如说我是一个哲学家”。

晚年的Lettinga教授也有一个小酒馆之约。每周四，他会约几个朋友一起，前往阿姆斯特丹的小酒馆里碰面。同去的除了他，其他人的专业领域各不相同，有哲学系教授、数学系教授等。在小酒馆里，他们畅所欲言，相谈甚欢。这其中，就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等问题。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想知道的是上帝的想法，其他都无足轻重。Lettinga教授虽然是环保领域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他对于哲学和人类问题的思考却从未停止过。

哲学思维也使我受益终生。若要我分享成功的经验，首先就得益于我在研究生期间对于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甚至，文革期间，作为中学生的我们就开始被动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也是有益的。这些都成为我之后解决问题的重要思维方式和不同的方法论。在这点上，与我同时代的很多人有同感。一次在加拿大，我和好友、环保所研究生时期的同学谈起，他也表示自己的成功与研究生期间在系统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教育不无关系。哲学思维最大的特点是会培养人的宏观思维。可惜，现在很多学生并不重视这些理论的学习。

和许多当代西方大自然科学家一样，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伟大科学家，Lettinga教授充满了悲天悯人的宏大胸怀。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给予极大关注，尤其在其专业生涯的后期。比如，他同意泰亚尔的观点：万事万物会有无限种发展方向，而在每一个方向上，又存在无限的可能性。然而，生命在特定方向上的每一次进化，都关上了通向其他无限可能性的大门。与此同时，未来依然存在无限可能。他对世界充满信心，并预期人类社会有时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会发生巨大的变革，即所谓的“历史拐点”。Lettinga教授怀有这样美好期望：环境保护领域也将发生类似的事情，大量的可持续环境保护技术，会在某个“历史时刻”得到同时应用。

根据德日进的思想：人类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人类已经进入向更高阶层进化的决定性时刻，所谓的“历史拐点”。但进化历程走入正轨的前提是，人类必须有能力让所取得的社会成果服务于整个社会的所有人。Lettinga教授从环境保护的专业角度出发，深化了德日进的哲学思想，并提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下述具体要求：首先，在最大程度的保护化石能源和自然资源外，其次，Lettinga教授更加关注通过最大程度的社会保险，通过关注社会问题保护社会所有的主体，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并且希望年轻一代人可以最大程度得到人力资源的开发;最终，通过创造学习和教育的时间，优化应用科学和技术的成果，使所有人通过分享自然资源受益。

Lettinga一直反对脱离对世界上数十亿人类无法满足基本期望的生存条件的关注，而讨论生物多样性、保持碳捕获等观点。考虑他的提出的三个核心原则，可以设计“人类优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开创性发展的最终目标”，走向更优越的生命形式。

从自然界的大量实例和人类历史来看，通过群体合作的方式生活的群体，生活质量远远优于以个人兴趣为主导的群体。关于这个观点，在Lettinga教授著名的颗粒污泥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他从生物种群推演至人类社会的结构，颇有佛教中“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的意味，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小插曲：庆祝金婚

当你老了：人类未来会走向何方?

2015年，恰逢Lettinga教授和夫人的50年金婚。我和学生为他们进行了庆祝，一年后，我要到荷兰开会，我的学生刘秋琳建议将此行照片做成了册子，由我送到了他们手中。我想这是2015年Lettinga夫妇来中国访问我能给出的终极礼物。Lettinga教授和夫人非常感动，并多次在家庭聚会中拿出册子和家人一同翻看。在册子扉页，秋琳精心放了一首叶芝的诗《当你老了》。Lettinga教授虽然是第一次读到这首诗，却非常有共鸣。于是也才有了前面提到的那封给我的信。他的信像诗一样优美，我忍不住想截取一个片段原文转述：

Casting back, … it is what ultimately merely remains when we get older,When we’ll feel forced “to hid your face amid a crowd of stars”,I only can say, our experiences in China’, they were exceptional.We met so many fascinating Chinese scientists and motivated entrepreneurs,Crowds of eminent well educated students in China, yes especially China,Young people who attempt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well-being of their great country,Crowds of young people, we find them increasingly all over the globe,They all want to find their niche in order to find a meaningful life,Ways to contribute achieving higher goals,It makes us, older people,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curious,But we also become concerned, serious questions come up,“What are they going to do, what can we expect they are going to do?What will be the fate of our world, the fate of our human species ....??”Questions which came up in the mind of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And many other great philosophers.China, anyhow China,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Gives me some confidence and trust, that we, human individuals,Might succeed to develop a moral superior type of civilization,A world aiming at the "well being" of all of us, mortal individuals.A culture focusing on collaboration rather than on deadly competition.

I of course feel very grateful having been enabled to contribute to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modern AnWT,I was an extraordinary lucky incident; time was mature for it,Like many of our ‘achievements’, it laid ready in Nature’s waiting room.It is up to us to uncover and harvest Nature’s enormous gratuitous potentials

当我们日渐老去，“将脸庞隐没在繁星中间”(注：叶芝《当你老了》诗句)，我只想说，我们在中国的经历如此不同。遇到了这么多有趣的中国科学家、锐意进取的企业家，和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杰出中国学生。是的，就是在中国，年轻人都在努力为伟大祖国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些年轻人成群结队、逐渐走向世界，他们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定位，为了更有意义的生活，更为了心中目标的实现。这让我们这些老人，他们的父辈或者祖父辈，满怀期待又心存担忧。问题来了，“他们要做些什么?我们希望他们做些什么?世界的命运将会如何?人类的命运又将怎样?”这些都是德日进，和其他一些伟大的哲学家们，共同思考的问题。中国，胜于其他任何国家，给了我这样的信心和信任，让我相信人类可以成功发展出道德优越的文明，以众生“福祉”为目标的世界，一种注重合作而非恶意竞争的文化。

我满心欢喜，能够为现代厌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尽微薄之力。这实属上天的偶然眷顾，却又恰逢其时，就像我们的许多其他“成就”一样，它们一直在大自然的等候室中静候来者。我们要做的，只是从大自然的无限潜能中，去发掘与收获。

智慧传承：照亮更多的厌氧人生

我一边读着信，一边回忆着这些和Lettinga教授有关的往事，一如先生就坐在对面。在炉火的映照下，他的眼神虽然苍老却依然矍铄，闪烁着智慧与慈爱的光芒。30多年前，这束光于我，是夜空中闪亮的星，开启并照亮了一个年轻人的厌氧之路。未来，我也希望这束光可以继续传递，照亮更多的厌氧人生!

王凯军2021年六月于北京

编辑：赵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