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赌博

梁小民

　　解决水资源的短缺还要靠价格。这就是要保证水的供给还要靠大幅度提价。从供给来说，现在似乎还找不到水的替代品，但水并不是不可再生性资源，提价是可以增加供给的。

一

　　经济学家都爱认死理儿。争论中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谁也无法说服谁，于是就打赌，正确者赢，错误者输。
　　这次打赌的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一位是马里兰州立大学的朱利安·西蒙（Julia Simon)，另一位是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埃尔里奇（Paml Ehrltch）。在关于人类前途的问题上，埃尔里奇是悲观派，认为由于人口爆炸，食物短缺，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消耗、环境污染等原因，人类前途不妙。西蒙是乐观派，认为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和价格机制会解决人类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人类前途光明。他们俩人的这些观点代表了学术界对人类未来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这个争论事关人类的未来，也格外受世人关注。
　　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决定赌一把。他们争论涉及的问题太多，赌什么呢？他们决定赌不可再生性资源是否会消耗完的问题。不可再生性资源是消耗完就无法再有的资源，如石油、煤及各种矿石等。这种资源在地球上的储藏量是有限的，越用越少，总有一天这种资源会用完。悲观派埃尔里奇的观点是，这种资源迟早会用完，这时人类的末日就快了。这种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消耗与危机，表现为其价格大幅度上升。乐观派西蒙的观点是，这种资源不会用完枯竭，价格不但不会幅度上升，还会下降。
　　他们俩人选定了五种金属：“铬、铜、镍、锡、钨。各自以假想的方式买入一千美元的等量金属，每种金属各二百美元。以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各种金属价格为准，假如到一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这五种金属的价格在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后果然上升了，西蒙就要付给埃尔里奇这些金属的总差价。反之，假如这五种金属的价格下降了，埃尔里奇将把总差价支付给西蒙。
　　这场赌博需要的时间真长。到一九九○年，这五种金属无一例外地跌了价。埃尔里奇把自己输的五万七千六百零七美元交给了西蒙。

二

　　这场赌博开始时就有开玩笑的性质，总共几万美元，算不上豪赌。但世人对这场赌博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拉斯维加斯或雷诺这些大赌城的任何一场豪赌。因为它涉及人类的未来，赌的钱不多，意义不小。
　　西蒙教授在赢了这场赌博之后说，自己一开始就对赢得赌博充满了信心，因为他相信人类社会的价格机制和技术进步。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调节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价格随供求关系变动而灵活、及时地变动。价格反映了资源稀缺的程度。当某种资源短缺，供给小于需求时，价格必定上升。价格上升，增加了供给，减少了需求，最终使供求平衡。反之，当某种资源过剩，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必定下降。价格下降，减少了供给，增加了需求，最终也使供求平衡。所以，只要让价格自由浮动，价格就可以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有效地调节供求。
　　这五种金属无疑是不可再生性资源，但也同任何其他资源一样由价格调节。当这五种金属越来越短缺时，其价格必定上升。但为什么现实中这五种金属越来越少，而价格反而下降，西蒙赢得了这场赌博呢？关键在于价格上升刺激供给的作用。
　　我们知道，世界上任何一种资源都有其替代品，不可再生性资源同样也有替代品。当这五种金属的价格上升时，就刺激了人们去开发它们的替代品。例如，铜和锡过去主要是制造各种生活用的器皿的。当铜和锡的价格和锡的塑料制品就是有利的。同样，铜和其他制造电线的金属价格上升也刺激了人们开发替代铜的光导纤维，光导纤维主要以沙子为原料。这就是说，这五种金属价格的上升刺激了人们去开发它们的替代品。当这些替代品大量生产出来时，供给增加，价格下降，人们就会用替代品取代这些金属。这时，这些金属的需求大大减少，价格自然就下降了。但在刺激替代品的开发和生产中，价格十分重要，只有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当开发和生产这些金属的替代品有利时，才能刺激这种创新活动。
　　替代品的开发与大量生产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但促进这种技术进步的是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包括专利在内的产权受到立法保护，人们可以从自己的发明创造中获得丰厚利益。这是激励人们开发各种替代品的动力。发明者寻找和开发这五种金属的替代品——塑料或光导纤维等——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面临的这五种金属短缺问题，而是为了获利。但在他们为获利而开发这五种金属的替代品时，他们就为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价格调节使发明者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这就是市场调节自发刺激技术进步的机制。有这一种机制，人类就可以生产出一切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替代品。因此，像这五种金属一样的不可再生性资源，不会枯竭，价格也不会无限上升。而且，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必然由于替代品的大量生产而再下降，甚至低于原来的价格水平。这正是西蒙敢于打这场赌的理论依据。他的获得不是偶尔的运气，而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

三

　　其实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这场赌博并没有过多悬念。二十世纪的美国经济学家霍特林（Harlod Hotelling，一八九五——一九七三）已经在一九三一年发表的论文《不可再生性资源的经济学》中分析了这一问题。他把不可再生性资源价格的上升率称为这种资源存量的利率，这种利率会随其他资产的利率（收益率）上升而同比例上升。这被称为霍特林原理。这一原理证明了使不可再生性资源不会耗尽的是价格机制。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这五种金属的情况。以前，锡等熔点低的金属被用来制造各种器皿，也有人担心锡被耗尽，或价格无限上升，结果这种情况并未出现。类似的事情在历史上还是屡见不鲜的。
　　美国经济学家罗塞尔·罗伯茨（Rusell Roberts）曾以小说形式写了一本介绍经济的书，书名是《看不见的心——一部经济学罗曼史》。这本书的主人公山姆·戈登是经济学硕士，爱德华学校的经济学教师，向学生提了一个问题：世界现已探明的石油储藏量为五千三百一十亿桶，每天石油消耗为一百六十五亿桶，我们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将用完这些石油。他要求学生一分钟作出回答。许多学生开始用计算器计算。但山姆·戈登告诉他们，答案是永远用不完。因为当石油越来越少，价格上升过高时，人们就不会用石油，而用其替代品作燃料了。只要石油价格上升到足够高，一定公有替代品出现，剩下的石油由于开发成本太高，无人开发，石油自然不会用完。这正是经济学家的思维与没学过经济学的人（这里的中学生）的根本差别。
　　山姆·戈登在这里讲的故事与西蒙和埃尔里奇的赌博说明了同样的道理——依靠市场机制和价格的作用，解决人类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

四

　　我国的许多城市现在面临缺水问题，有人预言，水资源缺乏将给人类带来生存危机。世界上许多城市用行政性手段强制节水，电视中也有耸人听闻的公益广告——如果不节约用水，世界上最后一滴水将是你的眼泪。其实这些都没什么用。美国某城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缺水时，用行政方法限制，甚至动用警察监控各户用水情况，结果无用。至于公益广告，企业追求点知名度，显示一下社会关注，是可以的，真正节水的效果并没有。
　　解决水资源的短缺还要靠价格。这就是要保证水的供给还要靠大幅度提价。从供给来说，现在似乎还找不到水的替代品，但水并不是不可再生性资源，提价是可以增加供给的。当价格提高到一定的程度时，海水淡化、废水重新利用等都成为有利可图的。价格高，供水者收入增加，有钱当然可以找出增加水的办法。同时，也只有提价，才能使人们节约用水，减少需求，当水低价时，用滴灌技术代替大水漫溉，就不合适。办要价格涨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自觉采用滴灌技术，因为这样做有利可图。同样，现实中已发明的各种节水技术，如干洗汽车，之所以无法推广，也是因为水价太低。如果水洗一辆车只要十元，而干净一辆也是十元，谁会去干洗呢？但如果水价上升到水洗一辆车要一千元，干净一辆车才十元，干洗技术不就自然被广泛采用了吗？而且，只要水价涨到一定程度，各种节水技术就会被开发出来。这时，水资源还是问题吗？
　　水是生命所不可缺的，如果任供求关系调节价格，水价上升过高，会不会危及低收入者的生活呢？他们收入太低，面对高价水，基本生活得不到保证——无法洗澡，甚至连饮用水都困难。这岂不是太无人性了吗？如果水价极高时，富人仍可以任意浪费水，穷人连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证。这种涨价政策岂不有悖人性，没有基本的公正吗？这时，水价逼得穷人起来造反，岂不天下大乱了吗？
价格机制的确是无人性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政府的政策，既利用了价格机制，又实现了人文关注和公正。方法之一是实行歧视价格，即保证生活基本需要的水实行低价。例如，假设一个人保证正常生活需要二吨水，这二吨水实行低价。在此之上实行累进价格上升。富人可以多用水，但要付极高的价格。例如，你仍可以用水洗车，但洗一次车的水要一千元，甚至更多。另一种方法也许更好一些，那就是给穷人以用水补贴，例如，每月每人给一百元水补。这样方法变暗补为明补，也许更有效一些。总之，用价格调节所引起的问题，是可以用其他方法解决的。在市场经济中，运用价格作为调节手段，也是一种高深的艺术，就看你会玩不会玩。

五

　　那么，价格机制能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吗？埃尔里奇在上一次赌博中输了以后并不服气。他联合了同事史蒂夫·施奈德教授，在一九九五年向西蒙发出再赌一把的邀请。这次是就关系全球环境和人类发展的十五种趋势赌一把，每一趋势下注一千美元。这些趋势包括全球气温升高，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热带雨林缩减，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等等。如果这些趋势恶化，埃尔里奇就赢了，如果这些趋势得到改善，西蒙就赢了。这次比赛仍然为期十年。西蒙接受了赌博。可惜这场赌博尚未分晓，西蒙就不幸在一九九八年二月去世。不过事情并未完结。丹麦奥尔胡斯大学的副教授比约恩·隆堡（Bjorn Lormburg）继承了西蒙的事业，赌还在打下去。
　　这一场赌比第一次要复杂的多，也更难以预期其结果。因为不可再生性资源问题，的确可以用价格机制解决。但有关人类未来的十五大趋势就远非一个价格机制所能解决的了，何况这些问题要涉及到全球的各国，解决起来就更难了——只要看看南非环保峰会上，各国难以达成协议，即使有协议（上次峰会的京都议定书）也难以实施，就知难度之大了。
　　赌博难知分晓，乐观派与悲观派仍在争论。隆堡继承了西蒙的传统，是乐观派，他在二○○一年底由剑桥大学出现社出版了一本题为《环境怀疑论者》的书，对悲观派进行了驳斥，此书在欧美还相当畅销。但也受到代表悲观派的环保主义者强烈反对。《自然》、《科学》、《科学美国人》这些著名杂志都对该书提出尖锐批评。看来即使是二○○五年，这次赌博结束之后，乐观派与悲观派的争论也不会结束，也许还会有下一场、再下一场赌。
　　结果会如何呢？我认为，如果限于十年的期限，在这第二场赌中，以西蒙和隆堡为代表的乐观派不一定会赢。二○○五年快到了，这涉及人类未来的十五种趋势，的确有恶化的趋势。但从长期来看，我相信，最终赢的应该是乐观派，否则人类不就要自取灭亡了吗？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曾遇到过许多在当时看来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没有毁灭人类，人类最终克服了这些问题，向前发现。有问题就一定有解决问题的机制。正在这种意义上，我是一个乐观派。当你相信人类的未来美好时，你才会感到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生活充满了乐趣，你总在盼望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何必杞人忧天呢？
　　经济学家打赌给了我们许多启示，的确比拉斯维加斯的豪赌更有刺激性，还是去关注经济学家正在进行的这次赌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