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城市排水

《自然科学史研究》　第18 卷　第2 期(1999 年) : 136～ 146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Vo l. 18　No. 2 (1999)

杜鹏飞　钱　易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　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 北京, 100084)

　　摘　要　该文回顾了中国古代城市排水的发展历程, 着重分析了河南平粮台古城、偃师商西亳城、春秋齐国故都临淄、西汉长安、唐都长安、宋东京、赣州古城、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等古代城市在排水方面取得的成就, 总结了中国古代城市排水设施的特点与管理的经验, 以期对现代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有所启迪。　　　
关键词　古代　城市　排水系统　排水设施　城市规划
中图法分类号　TU 2092
1　古代城市排水回顾
1．1　新石器时代后期至夏商时期(约公元前25 世纪～ 前11 世纪)
　　新石器时代后期至夏商时期(约公元前25 世纪～ 前11 世纪) 是城市形成并开始发展的初级阶段, 城市排水系统相对来说还比较简陋, 主要由城内沟渠、壕池, 以及天然河湖共同组成, 有的城市已经使用了陶质排水管道。
　　距今4300 多年的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是古代城市排水设施建设的一座丰碑, 城内已铺设了陶质排水管道。考古发掘的陶管位于南门门道路土之下0．3 米, 残长5 米多, 是在门道下挖一条北高南低、上宽下窄的沟渠, 沟口宽及沟深各约0．74 米, 沟底铺一条陶水管道, 其上再并列铺两条陶水管道(图1) , 断面呈倒“品”字形。管道每节长0．35～0．45 米不等, 直筒形, 一端稍细, 径为0．23～ 0．26 米, 一端较粗, 径为0．27～ 0．32 米(图2) , 管道细端有榫口, 可以进行套接。均为轮制, 外表有纹, 个别为素面。每节管道小口朝南, 套入另一节的大口内。从整个管道看, 北端稍高于南端, 宜于向城外排水。管道周围填以料礓石和土, 其上再铺0．3 米厚的土作为路面。这种排水管道在古城的其它地方还有[ 1, 2 ]。
　　偃师商西亳城的考古发掘表明, 距今3000～ 3500 年的商代城市排水系统的规划建
设, 比之平粮台古城有较大的进步和发展[ 3 ]。在西亳城东二城门的路土之下, 发现了一处构思巧妙的石木结构排水沟, 从东门径直向西, 到达宫城之北, 拐折进入宫城之内, 全长800 米, 是城市排水主干道。在宫城之内, 每座宫殿都另有小规模的排水系统。如四号宫殿之南数米, 即有一条小型地下排水暗沟, 西通中部大型宫殿, 东到宫城东墙之外,是宫城的排水干沟。宫城内还发现几处保存较完整的排水沟, 布局合理、构造坚固, 显示了较高的规划、设计和工艺水平[ 4 ]。
　　　　　
1．2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11 世纪～ 前221 年)
　　西周至春秋战国, 是城市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城市排水系统已逐步完善, 下水管道得到普遍应用, 与城内沟渠和城壕一道构成完整的城市排水系统, 将城内污水、雨水及时排到城外的河、湖中[ 5 ]。以齐国故都临淄城为例:
　　临淄齐国故城位于今淄博市临淄区辛店北8 公里的齐都镇, 东临淄河, 西依系水(泥河) , 南有牛、稷二山, 北为广阔原野, 地势南高北低。临淄城作为齐国都城始于公元前9 世纪50 年代, 至公元前221 年齐灭, 历时长达630 余年, 是当时最大的商业中心
城市。城分大城和小城两部分, 大城为郭, 小城为宫, 两城周长计21433 米, 面积达15平方公里。东西城墙紧邻河岸, 淄河、系水作为天然护城河, 与大城南、北墙外, 小城东、北墙及西墙南段挖筑的全长11920 米的护城壕沟相沟通, 四面环绕城墙, 构成完整
的排水网。据勘探城内设有三大排水系统, 标为ｉ、ｉｉ、ｉｉｉ号, 并探明四个排水道口, 标为1、2、3、4 号(图3) [ 6 ]。
　　ｉ号排水系统　位于小城西北部宫殿区。南起桓公台的东南方, 通过桓公台的东部和北部, 向西穿过西墙下的1 号排水道口注入系水。全长约700 米、宽20 米、深3 米左右。该系统主要负责排除宫殿区的废水和积水。
　　ｉｉ号排水系统　位于大城西北部, 由一条南北向排水沟和一条东西向排水沟组成。南北向排水沟南起小城东北角, 与小城东、北墙外的护城壕沟相接, 向北直通大城北墙西部的2 号排水道口注入护城壕沟, 全长2800 米、宽20 米、深3 米左右。东西向排水沟是它的支流, 向西通过大城西墙北部的3 号排水道口注入系水, 长约1000 米、宽20 米左右。大城的西北部是全城最低洼处, 这一排水系统负担了大城内绝大部分废水和积水的排除, 因此设置了两个排水道口, 以便能顺利排除雨季洪流。
　　ｉｉｉ号排水系统　位于大城东北部, 长约800 米。原起点不详, 止于大城东墙北段的4 号排水道口, 东流入淄河。
　　小城内宫殿区的排水设施也比较完备。1976 年, 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会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在小城西北部桓公台东部发掘了一处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宫殿遗址, 在每个建筑周围都发现有用河卵石铺成的斜坡式散水遗迹, 并在地下发
现汇集水流的水管道。管道为陶质, 断面或为边长35 厘米的三角形, 或为直径约25 厘米的圆形, 还有的是由两页筒形瓦扣合成的圆管道。宫庭院落内的积水, 通过管道或流入渗水坑, 或流出院外, 汇入城市排水系统。　　
　　齐都临淄人口超过30 万[ 7 ] , 是当时东方最大的商业中心, 可以认为, 临淄齐故城基本代表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城市规划建设的最高水平。
　　　　　　　　　　　

1．3　秦汉至五代时期(公元前221 年～ 公元960 年)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 年) 秦统一中国, 定都咸阳。秦咸阳湮灭于历史长河,文献记载欠祥, 城址南部毁于渭河冲刷, 已难窥其原貌。然而, 通过对宫殿建筑区考古发掘发现的陶水管道、排水池以及散水等遗物遗迹, 我们仍可以想象当年咸阳城市排水
的完善程度。
　　陶水管道系用一头粗一头细的圆筒形陶管套接而成。陶管一般长58～ 59 厘米, 粗头口径28 厘米, 细头口径25 厘米, 壁厚1 厘米, 表面饰绳纹。陶管有直通管和直角弯头管两种, 另外还有陶漏斗。陶漏斗呈圆形, 直壁, 平底, 底部有漏水孔, 孔下有流口。漏斗口径为74～ 75 厘米, 壁厚1．3 厘米, 深23 厘米, 流长14 厘米, 径13．5 厘米。排水池4 个, 均作方形, 其中保存较好的一个排水池, 长3．2 米, 宽2．7 米, 深0．4～ 0．7 米。池底铺设板瓦, 东西各3, 坡度4°～ 7°, 南北各1, 坡度为9°。落水口在南, 通于陶漏斗内。池的四壁皆夯筑, 接近底部时均用草拌泥涂抹, 其东壁用空心砖砌筑。排水池内有漏斗, 下为直角弯头, 再下接圆管相套的陶水管道。4 个排水池下接的陶水管道各接不同方向排水[ 8 ]。距今两千两百多年以前的建筑排水设施设计如此巧妙, 令人叹服。
　　公元前206 年刘邦建立西汉, 定都长安。汉长安在今西安城西北, 地处关中平原, 渭河横贯其北, 支流纵横, 素有“八水绕长安”之说。此地“南有巴蜀之饶, 北有胡苑之利”, “四塞以为固”[9 ] , 以其地理位置之利成为历代帝王建都之地(图4)。自公元前1134年周王朝在此建都起, 至唐(公元618～ 907 年) , 共有十个王朝在此建都, 历时2062 年之久[ 10 ]。　　
　　　　　　　　
　　汉长安建于公元前202～ 前190 年, 内城面积为35 平方公里。城市选址符合“高毋近旱而水用足, 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管子·乘马》) , 城市规划科学合理, 建设了周密完善的城市水系, 从而综合解决了城市供水、排水、调蓄、航运等问题。城市排水系统主要由城壕和明渠组成, 《三辅黄图》载: “城下有池周绕, 广三丈, 深二丈。”据实测,城外环绕的城壕宽约8 米, 深约3 米, 总长度约为26000 米。明渠自西向东横贯全城, 长度约为9000 米。由城壕和明渠组成的排水干渠总长约35 公里, 由此估算城内河道密度为1 公里.平方公里。汉长安城市水系有昆明、镐、太液等池, 均有调洪蓄水的作用。据估算, 仅昆明池即可蓄水3549．7 万立方米, 相当于一座中型水库。
　　此外, 汉长安城大道之旁都有排水沟洫。在勘查发掘工作中经常出现五角形或圆形的陶质排水管道; 在高庙北城墙下部发现圆形陶管道; 在覆盎门旁边的城墙底部还保存嵌在城墙夯土内向外倾斜的陶管道, 居中的为五角形, 两旁各有一个圆水道; 在西安门
路面底下还发掘出砖券涵道, 城内宫殿遗址也发现了地下水道(图5) [ 11 ]。此外还有渗水井。这些排水管道、涵道、沟洫等, 与城壕、明渠这些排水干渠, 组成了完善的城市排水、排洪系统[ 5 ]。
　　　　　　　　　
　　唐长安在今西安市区, 始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 , 称大兴城, 唐王朝建立后改称长安, 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唐长安城有统一的排水系统, 宫禁之中的排水设施最为讲究。如, 在唐西内苑故址发掘出土了一段唐代排水渠, 属于地下暗渠,渠底和渠口铺砖或石, 渠壁砌砖。为防止渠道淤塞, 每隔一段安装一组闸门。第一道闸门由铁条构成直棂窗形, 拦阻较大污物; 第二道闸门以布满菱形镂孔的铁板,滤出较小的污物。排水渠道不畅通时, 只要打开闸门附近渠道口部覆盖物, 即可进行清理。坊市之内, 一般在曲、巷之中的小路之下有砖砌的地下排水道, 污水由此流入坊市街道两边的水沟中, 再流入城内大街两旁的明渠内, 最后排到城外。有的坊内修筑了渗井[ 11 ]。
1．4　宋元明清时期(公元960～ 1840 年)
　　　　　　　　　
　　北宋都城东京即今开封, 在城市排水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东京城水系十分发达(图6) , 包括3 重城壕、4 条穿城河道、各街
巷的沟渠以及城内外湖池。外城城壕称护龙河, 宽80 米, 深4．8 米, 估算过水断面约372平方米, 长约30 公里, 里城及宫城的城壕分别长12 公里和5．4 公里, 3 重城壕总蓄水容量达1765．6 万立方米。4 条穿城河道为汴、蔡、五丈和金水4 河。根据文献记载估算, 4条河道总长约30 公里, 蓄水总容量约为86．63 万立方米。宋东京城面积约50 公里,由此可知河道密度约为1．55 公里／平方公里, 总蓄水容量约1852．23 万立方米。此外,城市大街小巷有明渠暗沟等排水设施, 还有凝祥、金明、琼林、玉津4 个池沼, 据记载池面十分广阔。城市河道密度大、调蓄容量大是宋东京的特点, 整个城市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建造体现了很高的科技水平, 城市排水设施的管理措施也很完备, 是古代城市排水的典范[ 5 ]。
　　研究宋代城市排水, 不可不提及江西赣州。赣州古称南康郡、虔州, 是北宋时期东南地区的交通枢纽。赣州古城的下水道历史悠久, 约宋代中叶就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排水系统——福寿沟(图8)。据《(同治) 赣县志》记载: “福寿二沟, 昔人穿以疏城内之水,
不知创自何代, 或云郡守刘彝所作。”刘彝于北宋熙宁年间(1068～ 1077) 出任赣州知军,曾规划建设了城中街市和“十二水窗” (即下水道出口闸门)。他依据城市地形特点、街道布局以及发展趋势, 主持建造了福沟和寿沟两个排水系统, 寿沟受城北之水, 福沟受城南之水, 纵横纡曲, 条贯井然。福寿沟为合流制下水道, 因此设计断面较大, 其宽约0．6～ 1 米、高约1．6～ 2 米, 总长约12．6 公里, 其中寿沟约1 公里, 福沟11．6 公里。“十二水窗”设计巧妙, 能“视水消长而启闭”, 其做法是在出水口处装一扇木门, 门轴装在上游方向, 江水低于下水道水位时, 借下水道的水力冲开闸门, 使雨水污水顺利排入江中; 江水高于下水道闸门时, 借江中水力关闭闸门, 阻止江水倒灌。福寿沟至今仍是赣州旧城区内的主要排水干道[ 12 ]。　　
　　　
　　元明清三代的城市建设成就集中体现在北京城的建设中。元大都是今日北京的前身,至元四年(1267 年) 开始兴建, 历时18 载全部建成。元大都城址的选择充分考虑了供水和漕运的要求, 城市设计既体现了《考工记·匠人》的礼制思想, 又有“象天法地”的意匠, 而且结合地形, 因地制宜, 是中国城市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
　　大都城是刘秉忠主持设计的, 他的学生郭守敬负责水利系统的设计建造。在大都城的建设中, 不仅充分利用了地上水源开渠引水, 而且修建了完善的明渠暗沟排水系统。虽然这些沟渠已深埋地下, 难以复原其全貌, 可是从局部地区的考古发现中, 我们不难想见当年的风采。例如现在旧鼓楼大街北段, 大石桥胡同东口, 解放前尚有长约6 尺的石材数块, 为元代遗物, 旧有栏杆, 下为沟渠。在今西四(牌楼) 附近的地下, 发现有石条砌筑的明渠, 渠宽1 米, 深1165 米, 在通过平则门大街(今阜内大街) 时, 顶部覆盖了石条。由此推测, 大都城内沿着主要的南北大街, 都应有排水干渠。沟渠两旁, 还应有与之垂直的暗沟。沟渠的排水方向, 与大都城内自北而南的地形坡度完全一致[ 13 ]。　　
　　大都城东墙中段和西墙北段的夯土墙基下, 发现了两处残存的石砌排水涵洞(图9)。
　　　　
　　涵洞的底和两壁都用石板铺砌, 顶部用砖起券。洞身宽2．5 米, 长约20 米左右, 石壁高1．22 米。涵洞内外侧各用石铺砌出6．5 米长的出入水口。整个涵洞的石底略向外作倾斜。涵洞的中心部位装有一排断面呈菱形的铁栅棍, 栅棍间的距离为10～ 15 厘米。石板接缝处勾抹白灰, 并平打了很多“铁锭”。涵洞的地基满打“地钉”(木橛) , 在“地钉”的攥卯上横铺数条“衬石枋”(横木) , 然后即将地钉攥卯间掺用碎砖石块夯实, 并灌以泥浆。在此基础上, 铺砌涵洞底石及两壁。整个涵洞的做法, 与《营造法式》所记“卷辇水窗”的做法完全一致[ 15 ]。
　　大都城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与城市总体布局的规划设计是同时进行的。排水设施的建造先于或与城市道路、宫殿、城墙的建设同步。地下排水管道的铺设根据地形, 因势利导, 体现了先进的测量、设计和施工水平。
　　　　　　　　　　　　　　　　　
　　明清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扩建而成的(图10) , 保留并疏浚了大都城的排水沟渠。明朝有记载的排水干渠有内城的大明壕、东沟与西沟和通惠河故道, 以及外城的龙须沟、虎房桥明沟、正阳门东南三里河等。到了清朝, 又增辟了一些新的渠道。最主要的是内城沿东西城墙内侧各开明沟一条、外城三里河以东从大石桥至广渠门内的明沟、以及崇文门东南横亘东西的花市街明沟[ 13 ]。据吴庆洲估算, 明清北京城内河道密度为1．07 公里.平方公里, 全城水系总容量为1935．29 万立方米, 每平方米有蓄水容量0．3215 立方米, 分别是唐长安的2．4、3．3 和4．5 倍[ 5 ]。这应该是北京城罕有洪涝雨潦之灾的主要原因。

2　古代城市排水管理浅析
2．1　历代水官的设置和职能
　　《管子》主张: “请为置水官, 令习水者为吏, 大夫、大夫佐各一人, 率部校长官佐各财足, 乃取水左右各一人, 使为都匠水工, 令其行水道、城郭、堤川、沟池、官府、寺舍, 及州中当缮治者, 给卒财足。” (《管子·度地》)我国历代都有水官, 专职负责管理水利与工程事宜, 城市排水设施的规划、建设、维护和管理, 均在其职责范围之内。各朝水官称呼不同, 职能亦有差异。
　　夏、商、周三代均设司空一职, 负平水土之责。另有川衡管理河川, 掌“巡川泽之禁令而平其守, 犯禁者执向诛伐之” (《周礼·地官》) 。
　　汉有司空之设: “司空, 公一人。本注曰: 掌水之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攻防之事, 则议其利, 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课, 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又云: “凡郡县..有水池及渔利多者置水官, 主平水收渔税。” (《后汉书·百官志》)
　　唐设工部, 尚书一人。下有“工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 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又有“水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 掌津济、船舻、渠梁、堤堰、沟洫、渔捕、运槽、碾垲之事”(《新唐书·百官志》) 。另据《唐书·职官制》, 设水部都水监, “掌天下川泽津梁, 虞衡之采捕, 渠堰陂池之坏决, 水田斗门灌溉之政令”。
　　宋、元、明、清均设工部, 其职权范围与唐代大同小异。
2．2　古代城市排水管理制度
　　中国历代不仅重视城市排水设施的修建, 并设有管理城池沟洫的专职官员, 而且, 制定了许多与城市排水有关的制度和法规, 值得我们借鉴。
　　公元前359 年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 制定的《秦律》规定: “弃灰于道者被刑”。这条刑律表面上是禁止弃灰于道, 客观上却起到了防止灰土因风吹雨冲进入道路两旁的沟渠的作用, 保证沟渠通畅。
　　历代都很重视排水沟渠的疏浚, 史书中记载很多。如,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 “夏六月, 诏修理两都街市、沟渠、道桥。”(《历代宅京记·卷六》) “其旧沟渠, 令当界乘闲整顿疏决。” (《册府元龟·卷十四》) 唐贞元十三年(公元797 年) “十一月韩皋奏准赦涨昆明池, 修石炭、贺兰两堰, 并造土堰, 开淘渠。” (同上)
　　宋代对河渠的管理有严格、科学的制度, 每年定期疏浚河渠。据记载, 汴河“每岁兴夫开导至石板石人以为则。岁有常役, 民未尝病之。而水行地中。京师内外有八水口,泻水入汴。故京师虽大雨无复水害, 昔人之画善矣。” (《东京梦华录》)
　　有些制度是以诏书形式制定的。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 六月“诏: 自今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 即遣禁兵三千, 沿河防护。”(《宋史·河渠志》) 元　四年(1089年) “十二月, 诏: 京城内汴河两岸, 各留堤面丈有五尺, 禁公私侵牟。” (同上)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 年) , 张君平等提出治理河渠的8 条建议, 被皇帝采纳, 诏令颁行, 其中有“民或于古河渠中修建堰碣, 节水取鱼, 渐至淀淤, 水潦暴集, 河流不通,则致深害, 乞严禁之。” (《宋史·河渠志》)
　　清代对城市排水系统的管理十分重视, 京城内外排水沟渠有专人分段进行管理。据载, “顺治元年(1644 年) , 定令街道厅管理京城内外沟渠, 以时疏浚(若旗民淤塞沟道,送刑部治罪)。”(《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 康熙五年(1666 年) , “是岁, 定修筑城壕例; 护城河遇水冲坏处, 内城由工部委官修筑; 外城由顺天府及五城官修筑; 城上挂漏处, 由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工部委官修补。”[ 16 ]
3　古代城市排水经验及对现代城市规划的启示
3．1　先规划, 后建设, 高度重视城市规划的作用
　　中国古代就已知道城市规划的重要性, 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周礼·考工记》对城市建设布局的制度作了最早的记载: “匠人营国, 方九里, 旁三门, 国中九经, 九纬, 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 前朝后市, 市朝一夫”。后世的城市建设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一原则的影响。
　　关于土地利用, 先秦时期就有因地制宜、合理规划的思想。《商君书·算地篇》云:“故为国任地者, 山林居什一, 薮泽居什一, 溪谷流水居什一, 都邑蹊道居什四。”
　　前文已经指出, 古人在规划城市的时候, 就充分考虑排水防洪的要求, 许多城市的排水设施是与宫殿、城墙等建筑同步规划、同步施工的。排水设施的规模充分考虑了城 市发展的需要, 因此历千百年仍能发挥作用。譬如赣州古城的福寿沟。
　　比之古代, 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成就固然巨大, 然而, 对城市规划的重视程度、对城市排水的重视程度, 却不如古人。排水设施的建设往往滞后于城市发展。笔者1994 年夏季在深圳的时候, 连日大雨, 城区各街道严重积水, 最深处齐腰, 几乎所有机动车都
陷入瘫痪。出于无奈, 笔者在没腿的洪水中趟行了四个多小时。1996 年夏季大雨, 首都机场路积水, 造成机场至城区的交通中断数小时。凡此种种, 不胜枚举。
3．2　科学合理的城址
　　古代城市重规划, 重选址, 在选址时充分考虑了城市供水、灌溉、排水、防洪、防御, 以及航运和防火的需求。《管子》成书于战国后期, 其中有许多关于城市规划建设的论述, 提出了城市选址的一般原则: “凡立国都, 非于大山之下, 必于广川之上, 高毋近旱而水用足, 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管子·乘马》) “错国于不倾之地” (《管子·牧民》) , “故圣人之处国者, 必于不倾之地, 而择地形之肥饶者, 乡山左右, 经水若泽。”(《管子·度地》)
　　此外, 《管子》还论述了建设城市沟渠排水系统的问题: “地高则沟之, 下则堤之”,“内为落渠之泻, 因大川而注焉。” (《管子·度地》)这些原则对我们今天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3．3　充分利用天然水体, 建设完善的城市水系
　　古代城市水系包括城内沟渠、湖池、环城壕沟、城外河流、湖池。发达完善的城市水系是古代城市供水、排水的重要保证。城市一般要保持一定的河道密度和巨大的调蓄能力。如汉长安城内河道密度为1 公里.平方公里, 昆明池蓄水能力达3549．7 万立方米;
宋东京城河道密度为1．55 公里.平方公里, 总蓄水能力为1852．23 万立方米; 明清北京城河道密度为1．07 公里／平方公里, 总蓄水能力为1935．29 万立方米, 等等。
　　古代的城市充分利用了天然的河流、湖泊和洼地, 同时又规划并开挖许多人工沟渠、湖池, 共同组成发达的城市水系。如, 汉长安开挖了昆明池、宋东京开挖了三重城壕、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则有海子和太液池。城市水系可以综合解决城市供水、灌溉、排水、防洪、防御, 以及航运和防火等一系列问题, 并且可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 一些现代的城市管理者, 并没有认识到城市水系的重要作用, 向水面要土地、填沟修路、填湖造房的现象一度十分严重。例如无锡古城, 在明代其河道密度高达11．36公里／平方公里, 罕有洪涝之灾。建国以来由于对城河的排水泄洪作用缺乏认识, 共填塞旧城区纵横河道32 条, 长达31．4 公里, 填塞大小水塘近20 个, 共填塞水体面积47 公顷。不仅破坏了城市风貌, 而且加剧了内涝威胁。苏州城宋代有河道82 公里, 现仅剩下35．28 公里, 城河密度由每平方公里5．8 公里下降为2．5 公里; 绍兴城原有河道60 公里,现仅剩下30 公里, 城河密度由每平方公里7．9 公里降为约4 公里; 温州城, 宋代有河长65 公里, 现城河已全部填完, 不复有水城风貌[ 17 ]。
3．4　初级的水处理装置
　　唐都长安的排水系统中已经使用了一种初级的水处理装置, 前文已述, 在唐西内苑故址发掘出土了一段唐代排水渠, 属于地下暗渠, 渠底和渠口铺砖或石, 渠壁砌砖。为防止渠道淤塞, 每隔一段安装一组闸门。第一道闸门由铁条构成直棂窗形, 拦阻较大污
物; 第二道闸门以布满菱形镂孔的铁板, 滤出较小的污物。排水渠道不畅通时, 只要打开闸门附近渠道口部覆盖物, 即可进行清理。这与现代污水处理厂中广泛应用的格栅非常相似, 而且是粗细两重格栅, 这是很了不起的。
3．5　严格而科学的城市管理
　　古代的城市排水管理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 宋代定期疏浚河渠的制度, 严禁在沟渠中修堰取鱼的规定; 清代专人分段管理河渠的制度, 淤塞沟道者治罪、负责官员失职者受罚的制度。在上一节已有记述, 不复多言。这些规章制度是城市排水系统正常运
转的有力保证。
　　研究古代的城市排水, 总结古人的经验和教训, 不仅有学术意义, 而且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排水设施历来是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加速城市化、城市高速发展, 与排水设施严重滞后、水污染态势日益严峻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 是
从事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工程师、专家、学者共同的历史责任。本文还只是一种尝试, 还只停留在材料的堆积阶段, 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 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 文物, 1983, (3) : 21～ 36
2　杨育彬著 河南考古学会编 河南考古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75～ 77．
3　赵芝荃, 徐殿魁 偃师尸乡沟商代早期城址 见: 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1985)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8．12, 13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 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85, (4) : 325
5　吴庆洲1 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5．
6　临淄区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临淄齐国故城的排水系统．考古, 1988, (9) : 784～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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