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18-05-07 09:15
来源：
作者： 薛涛
这一“民生优先”的原则，也体现在供气商的优先保障体系中：居民>非盈利性公福(学校、医院、养老院)>商业公福>不可中断工业用户>CNG加气站>热电厂>城市小工业>大工业>化肥>化工>调峰电厂>LNG液化工厂。
优先保供级别最高的居民用户，气价最低。这一违背价值规律的定价机制，正是供气商缺乏供应积极性、城市燃气缺乏保障积极性的根源。
而随着天然气消费持续增长，特别是以大气污染防治为代表的环境治理持续发力，“气荒”常态化的预期下，不改革，价差矛盾会更为剧烈。
以本轮气荒“重灾区”河北为例，居民用气门站价格为1.5元/立方米，非居民用气门站价格为1.88元/立方米，价差0.38元/立方米。按照天然气价格政策，冬季非居民用气门站价格可上浮20%，一般上游企业都会用满最大涨幅，这时非居民用气价格可涨至2.26元/立方米，与居民用气价差扩大到0.76元/立方米。
假设河北某燃气公司与中石油签订的天然气购销合同年量为12亿立方米，按照双方约定的居民用气比例和居民全年日均气量120万计算，全年居民用气量有4.38亿立方米，这些气量均享受1.5元/立方米的低价。如果该燃气公司“煤改气”用户增加了15万户，则意味着采暖季一天新增225万立方米用气，当年增量就会增至1.01亿立方米，采暖季增量2.7亿立方米。要满足如此大量的居民用气增量，燃气公司必须用高价每日购买非居民气量383万立方米填补缺口。
“‘煤改气’强制推行带来的新增天然气需求，既缺乏自身的价格弹性，也缺乏与其他能源的替代弹性，气价机制不健全是导致居民用气保障难度大的重要因素。”郑新业表示。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我国使用天然气的人口约有3亿多，另有约1.3亿人在使用液化石油气(LPG)。“煤改气”除了增加民用气量以外，相当于事实上扩展了天然气服务范畴，将天然气消费从城镇扩展到了农村。
“跟电力比，天然气不算普遍服务，这也是用户端称天然气为‘城镇’燃气的原因。”一位燃气行业人士认为，“煤改气”持续改造带来的增量，不仅会加大居民享受低价带来的财政负担，还会导致问题扩大化，最糟糕的局面是导致改革丧失时机。
“气价并轨，要改就现在改，否则旧问题没解决，(煤改气带来的)新麻烦又来了。”
03
调价时机：地方降价诉求、国际油价上涨拉动
不止“煤改气”，地方诉求、油价上涨，正不断形成合力，催促着居民气价尽快上调，以把握时机。
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在降低工商业用户用能成本的诉求之下，地方对气价并轨的需求开始凸显。
“居民气价调整的滞后，实际上影响了地方降低工商业气价以支持地方经济的空间。”一位燃气行业人士解释说。
2011年底，天然气价格改革启动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等新通管道天然气的省份，居民与非居民用气门站价格已经实现了衔接。其中，广东是居民和非居民同价，2.08元/立方米，云南是居民气价仅比非居民气价低0.02元/立方米，价差十分微小;广西、贵州则不同，其居民用气高出非居民用气。
实际上，居民气价高、非居民气价低，在成熟市场国家比较常见。以美国为例，美国2016年居民气价为10.05美元/千立方英尺(约2.26元/立方米)，而商业、工业气价均低于居民，分别为7.28美元/千立方英尺(约1.7元/立方米)和3.52美元/千立方英尺(0.79元/立方米)。
尽管各省情况不一，但在已有5省区气价并轨的情况下，其他省区的气价并轨也已提上日程。这就要求肩负门站价格管理职责的国家主管部门，和更高层的决策者，仔细掂量地方诉求，解决省际不公的问题。
过去数年的天然气价格改革经验表明，改革须顺势而为才能事半功倍。
与电力不同，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快速提高，已接近40%，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连且与国际油价挂钩。2013年是天然气价格改革的一个重要年份，通过上调存量气价格，同时增量气与替代能源价格挂钩的方式，缩小了增、存量之间的价格差。而这一调整的合理性，正是建立在2009年~2013年的油价上升期之上。期间，国际原油价格从62美元/桶一路飙升到了98美元/桶。
不过，国际油价从2014年开始又进入下跌周期。而于2013年刚刚推出的存量气价调整，此时已进入执行期。不少天然气行业人士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油价下跌却上调存量，是逆市场行为。
以行政手段调价，如何把握最佳时机往往是难点所在。这一难题，也正是促成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驱动因素之一。
如今，度过了低迷期的油价重回上升通道。
布伦特原油月平均价格已经连续上涨了7个月，并在1月11日，出现了自2014年12月以来现货价格首次上涨至70美元/桶以上的情况。5月1日，WTI原油价格为67.25美元/桶，尽管比前一周略降，仍比2017年涨了18.41美元。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预测，2018年和2019年，原油价格还会继续上涨，超过2017年的水平。
这一次，居民气价上调能否实现顺势而为?
04
补贴真相：气价补贴是“杀贫济富”
供气商与城燃的纷争属于行业问题。然而，居民享受的低气价，并没能让自身获益。这一事实，正在动摇居民低价的根基。
价差的存在，相当于居民用户享受了补贴——尽管阶梯居民气价已在全国普遍实行，价差导致的“暗补”，不仅不能较好地区分高、低收入群体，还造成了“杀贫济富”的结果。
根据郑新业的研究，电力和管道天然气的人均消费量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即高收入人群在能源上的消费是高于低收入人群的。这意味着，收入越低的人，实际上从能源消费中获取的补贴越少，而高收入阶层则享受了更多补贴。
编辑： 赵凡
目前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此前分别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得理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E20环境平台执行合伙人和E20研究院执行院长，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硕士生校外导师，天津大学特聘讲师，并兼任北京大学环境学院E20联合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PPP双库的定向邀请专家，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注册专家(基础设施与PPP方向)、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库专家、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化学品和废物环境管理智库专家、中国环保产业研究院特聘专家、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环保产业政策与集聚区专业委员会委员。住建部指导《城乡建设》杂志编委、《环境卫生工程》杂志编委、财政部指导《政府采购与PPP评论》杂志编委，并担任上海城投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在PPP专业领域，薛涛现任清华PPP研究中心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PPP专委会秘书长、中国PPP咨询机构论坛第一届理事会副秘书长、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PPP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PPP专家库成员、中国青年创业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智库成员、中国城投网特聘专家等。
20世纪90年代初期，薛涛在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市政环境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其后在该领域积累了十二年的环境领域PPP咨询及五年市场战略咨询经验，曾为美国通用电气等多家国内外上市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对环境领域的投融资、产业发展和市场竞合格局有着深刻理解;2014年初加入E20研究院并兼任清华大学环保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着力于环境产业与政策研究、PPP以及企业市场战略指导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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