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所引发的问题只是诸多因素之一，总体看是金融环境骤然紧缩以及其他因素所带来的民企的普遍困境。最终国家紧急出台纾困资金，以驰援更多受困的优质民营企业，并首次提出竞争中性原则，引领国企改革。
点评：
东方园林类似遭遇的发生，不能仅仅归咎于所谓的“国进民退”，也不能像外部一样简单归咎于PPP项目。
与此相关的直接原因应该是外部金融环境的紧缩，以及在PPP中的一部分领域所带来的风险。PPP是重资产经营，如果资金链紧张，很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在扩张速度特别快的情况下，更容易出问题。
在2018年固废战略论坛上，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也举出一组分析数据，2018年，暴露问题的上市企业环境业务类型中，有40%涉及技术类，60%涉及PPP类。
值得关注的是，在暴露问题的60%涉及PPP类的业务中，有78%是由于PFI项目导致的，还有22%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的，如盛运环保等。(详细数据分析及观点解析，请关注将于1月19日推出的薛涛在2018固废战略论坛上发言全文实录)
E20环境平台对市政环保领域PPP的四分类显示，各类项目的运营属性强弱不同。其中，A类、B类和D类均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运营属性。C类PPP则属于非特许经营的政府购买服务PFI类项目(具体分类薛涛在其署名文章中也有详细说明和阐述 参考：财政部PPP中心约稿：环保PPP年度盘点，薛涛谈分类后的顶层思考与产业变局)
C类PFI项目，属于非以量计价的政府付费类，通常采用可用性付费+运维服务费的付费方式，因此处理不当很容易出现“工程化”、“假运营”或“轻运营”。东方园林的大部分项目都是PFI项目，且扩张速度特别快。
很多PPP踩雷事件的发生确实多与PFI项目本身不够完善有关，但企业对待PPP项目过于激进的态度，也是造成类似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针对这类问题，薛涛在其著作《涛似连山喷雪来——薛涛解析中国式环保PPP》一书中，有详细阐述，也因此被业内人士称为是PPP防雷手册(详情请点击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一份环保PPP的扫雷求生指南)。
在防范风险的过程中，重要的还是国企和民企应该根据各自的优势来识别项目风险，从而降低未来项目带来的风险值。
从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在北京大学PPP论坛上的发言，可以看出，PPP项目中纯政府付费模式将进一步紧缩，或许宣告了一种商业模式的终结(详情请点击 评王毅司长PPP讲话：入库不保险，条例和正负面清单要来)。
需要认识到，PPP规范化建设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过渡期，企业要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扬长避短。
同时，一系列产业危机也带来了行业内关于“国进民退”现象的讨论，多数认为这种现象正越演越烈。对此，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吴舜泽在“2018(第十二届)固废战略论坛”上表示，他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其实去杠杆、去产能等政策对大型与小型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都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分化影响。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享受了“产能收缩+需求韧性”利好下的量价齐升，但部分民营企业、小型企业出现了负向效果，因此，出现“冰火两重天”。“只要突破瓶颈，跨过非常规的关口，一定会取得未来不可逾越的先机，获得比过去更快的增长速度。(详情请点击 吴舜泽：从环境产业角度看近期环境与经济形势的变与不变)
我们也注意到，在国资大举接盘环保民营上市公股权的同时，也有诸如鹏鹞环保(详情请点击 鹏鹞环保：拟收购中铁环保51%股权并对其增资 )、盈峰环境(详情请点击 盈峰环境并购中联环境顺利通过证监会审核)这样的环保民营上市企业买进国资的事件发生。
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次优胜劣汰、洗牌重组的过程。让真正有实力的企业生存下来。接下来，不断折翼的企业或许将通过出售资产和股权出让等形式，继续寻找出路，行业整合并购趋势将会愈加明显。
政策建议：
第一、竞争中性绝不是一日之功。从国家的层面上来看，靠资金纾困，本身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除企业个体如上所述需要选择正确的战略和不忘初心外，政府在机制建设过程中，要重点关注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从金融机构的反应来看，的确对很多民营企业缺乏诚信保有戒心，这种大背景下民企债务违约事件集中发生，爆发信用危机。因此，完善企业的信用体系，是一个关键的工作内容。在此基础上，还要大力建设国企和民企平等的融资环境，以及市场竞争选择的公平性，才能真正实现竞争中性的原则要求。
第二、正如前文所述，环境部监管越来越重视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只有规范化、系统化的环境监管，才能带来外部运营状况、技术能力等的公平竞争。
第三、财办金〔2017〕92号文之后的PPP，规范是行稳致远的基本前提，也必然要求做真运营、做实绩效。PPP项目要做到管理的稳定性、设计的长期性，不仅企业要问初心，也要求中央政府在做任何改革前，都要有整体的设计和审慎的推演，避免一刀切，避免大放大收。
薛涛在《涛似连山喷雪来——薛涛解析中国式环保PPP》一书中分析，如同其他改革推进经历的一样，PPP改革的初衷和实际效果也稍有背离，虽然问题不像其他领域那么严重，但内在原因也有类似之处。推演市场行为者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除市场机制以外，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在其中的作用，不仅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作用。具体到环保领域，不分析环境产业和细分环境治理领域各自的基本情况，不分析地方政府、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的基本诉求，不分析PPP的应用与商业模式和政府能力等方面的匹配，则很容易出现“一刀切”的政策效果。
编辑：赵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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